——重温戴蒙德著作的一点读书笔记

 

前言：

 

以前就知道戴蒙德的著作是好书，但总觉距离自己好远。2020 伊始，新冠肺炎成为震动世界的大事儿，陆续登场的湖北官员和武汉红会其拙劣的表现让人悲愤不已、怒不可遏！对比那些昼夜奋战的白衣战士、来回六个小时无偿送菜的郊区老农、放下全部捐款悄然离去的环卫工人等......你不由得想起北岛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在病毒肆虐中，我想，也许到了我们从微观（病菌）到宏观（组织）做更深入探讨的时候了。

 

一、病菌的诉求和策略；

 

二、人类自身的应对；

 

三、答案在别处......

一、病毒的诉求和策略

 

首先来看《枪炮、病菌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我最感兴趣在第三部分的第 11 章：牲畜的致命礼物-病菌的演化，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如果我们不从自己的角度，而从病菌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会有哪些与众不同的结论？

 

“从根本上来说，病菌的演化和其他物种没什么两样。演化所选择的，是那些在繁殖后代和帮助后代向适于生的地方传播方面都是最有效的个体。可以从数学上把病菌的传播定义为：由每一个原发病人所传染的新的受害者的数目。这个数目的大小取决于每一个受害者能够传染给新的受害者的持续时间长短，以及这种病菌从一个受害者转移到下一个受害者的效率的高低。

 

病菌已演化出各种不同的方式，从一个人传播给另一个人，以及从动物传播给人。传播能力强的病菌繁殖的后代也多，结果就会得到自然选择的偏爱。我们的疾病的许多‘症状’，实际上不过是某种非常聪明的病菌在改变我们的身体或行为以便使我们帮助传播病菌时所表现出来的一些方式而已......流行性感冒、普通感冒和百日咳病菌所运用的策略就更厉害了，它们诱使受害者咳嗽或打喷嚏，把一群病菌向未来的新宿主喷射出去。

 

因此，从我们的观点来看，生殖器溃疡、腹泻和咳嗽都是‘症状’。但从病菌的观点看，它们就是传播病菌的聪明的演化策略。这就是为什么‘使我们生病’是符合病菌的利益的。但是，为什么病菌会演化出杀死宿主这种明显自拆台脚的策略呢? ”(P194-196)

 

戴蒙德是这么解释的：

 

“为什么病菌会演化出杀死宿主这种明显自拆台脚的策略呢?从病菌的角度看，那只是宿主症状促进病菌高效传播的一个无心的附带结果(对我们来说真是一个莫大的安慰 !)。是的一个没有得到治疗的霍乱病人，最后可能因为每天拉稀达几加仑而送命。然而，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只要这病人仍然活着，霍乱菌就会由于大量传播进下一个受害者的饮用水源而得到好处。倘若每个受害者因而平均感染一个以上的新的受害者，那么即使第一个宿主碰巧死了，霍乱菌仍然会传播开去。”(P197)

 

戴蒙德的解释很有意思：病菌只在意传播，宿主死活不重要。换句话说，病菌只在意激活率，不考虑沉没成本，真是非常聪明的传播策略。理解这一点，我们马上就知道，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这些病需要有足够多的人口、足够拥挤的稠密人群。

 

“为什么农业的出现才会成为我们群众传染病形成的开端?农业比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维持了高得多的人口密度——平均要高10 倍到 100 倍。另外，狩猎采集族群经常变换营地，留下了一堆堆排泄物，上面聚集了大量病菌和寄生虫的幼虫。但农民是定居的，他们生活在自己排放出的污水之中，从而为病菌从一个人的身体进入另一个人的饮用水源提供了捷径。

 

有些农业人口把自己的粪便收集起来，当作肥料撒到人们劳动的田里，从而使粪便中的病菌和寄生虫去感染新的受害者变得甚至更加容易。灌溉农业和鱼类养殖为蜗牛和水蛭提供了理想的生活环境。蜗牛是吸血虫的宿主，而水蛭则在我们涉过满是粪便的水中时钻进我们的皮肤。定居的农民周围不但有自己的粪便，而且还有被他们贮藏的粮食吸引来的传播疾病的啮齿目动物。非洲农民砍伐出来的林中空地也为疟蚊提供了理想的滋生地。

 

如果说农业的出现就这样地使我们的病菌交了好运，那么城市的出现则给它们带来了更大的幸运，因为在甚至更糟的卫生条件下，更加拥挤的稠密人口使情况恶化了。(P203)

 

 

(P205)考虑到我们同我们所爱的动物的亲密关系，我们必定不断地受到它们的病菌的攻击。”

 

读到这里，也许我们可以说，农业的发展给我们人类带来了文明，同时也带来了病菌，就像一体两面。因为人口增长、城市出现，给病菌的大规模传播带来了可能。

 

与此同时，病菌给人类带来的传染病其特征就很清楚了，“作为流行病而不是作为点滴的小病，光顾我们的这些传染病有几个共同的特点：

 

首先，它们从一个受感染的人迅速而又高效地传给旁边健康的人结果使得整个人口在很多的时间内受到感染，这些病往往只在人类中传播；

 

其次，它们都是急性病，在很短的时间内，你要么死掉，要么完全康复；

 

第三，我们当中的确得到康复的那些幸运的人产生了抗体，使得我们在很长时间内，也可能一辈子月不用担心这种病会复发；

 

......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这些病需要足够多的人口，足够拥挤的稠密人口，这样到了某种病菌不期然会衰退的时候，又有一批众多的易受感染的人群（如儿童）现成可供感染。因此麻疹和一些类似的疾病又叫做群众疾病。”(P200-201)

 

 

二、人类自身的应对

 

阐述完病菌的诉求，戴蒙德再进一步分析人类的利益。“我们对病菌利益的不带感情的考察就到此为止。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考虑一下我们本身的自私的利益：活下去并保持健康，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那些该死的病菌。我们受到感染的一个普遍反应是发烧。而我们又一次在习惯上把发烧看作是一种‘症状’，好像就这样无缘无故地照例发生了。但是，体温的调节是受到基因控制的，并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有些病对热的反应比我们的身体更敏感。提高我们的体温，实际上就是要在烤死我们自己之前把病菌烤死。

 

我们的另一个普遍反应就是把我们的免疫系统动员起来。我们的白血细胞和其他细胞积极地搜出并杀死外来病菌。我们在抵抗某种使我们受到感染的病菌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特定的抗体，使我们在痊愈后不大可能再次受到感染。我们根据经验都知道，有些病如流行性感冒和普通感冒，我们对它们的抵抗力只是暂时的；我们最后还是有可能再次感染上这种病的。然而，对其他一些疾病——包括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百日咳以及现在已被战胜的天花——我们的由一次感染激发起来的抗体使我们获得终生免疫。这就是预防接种的原理：给我们接种一种已死的或变弱了的菌株，促使我们的抗体产生，而不必真的去生病。

 

可是，有些聪明的病菌在我们的免疫防御面前就是不屈服。有些已学会了改变我们的抗体能认出来的那一细菌的某些分子结构(即所谓的抗原)来使我们上当。新品种的流行性感冒通过不断的演化或改造，产生了不同的抗原，这就是为什么虽然你在两年前得过流感，但在今年另一种流感到来时你仍不能免于感染的缘故。疟疾和昏睡病由于有迅速改变抗原的能耐，成了甚至更难抓住的主顾。最难抓住的是艾滋病，因为它甚至在一个病人的体内也能演化出新的抗原，从而破坏了这个病人的免疫系统。

 

我们最缓慢的防御反应是通过自然选择表现出来的。自然选择改变了我们一代代的基因频率。对于几乎任何一种疾病来说，某些人证明比另一些人具有更强的基因抵抗能力。在疾病流行时，那些具有抵抗某种病菌的基因的人，比缺乏这种基因的人更有可能生存下来。因此，在历史的进程中，在反复接触某种病原体的人口中，具有那些抗病基因的个体的人数比例较高——这完全是因为没有这种基因的不幸的个体不大可能生存下来把他们的基因传给后代。你可能又一次认为，这是莫大的安慰。这种演化反应对基因易受感染的行将消失的个体没有任何好处。然而，这的确意味着整个人口有了抵抗这种病原体的更强的能力。关于这种基因防御的例子如：镰状红细胞基因、泰萨二氏病基因和囊性纤维变性基因可能使非洲黑人、德系犹太人和北欧人分别获得了保护自己(以一定的代价)抵抗疟疾、肺结核和细菌性腹泻的能力。”(P197-198)

 

至此，戴蒙德带着我们明晰了了病菌的策略和人类的反应，就像我们一开始所申明的，病菌的演化和其他物种没什么两样，和我们一样，病菌也通过自然选择适应新的宿主和传播媒介，而疾病的变化代表了一步步的演化。

 

“总之，我们同大多数物种的相互作用，就像我们同蜂鸟的关系所证明的那样，不会使我们‘生病’，也不会使蜂鸟‘生病’。无论是我们还是蜂鸟，都不需演化出相互防范的能力。这种和平的关系能够维持下去，因为蜂鸟不指望我们为它们传播后代，也不指望我们把身体给它们当食物。蜂鸟演化的结果是它们以花蜜和昆虫为食，而这些东西是它们靠运用翅膀得来的。

 

但是，病菌演化的结果却是以我们体内的养料为食，一旦原来的受害者死了或者产生了抵抗力，它们也没有翅膀可以让它们飞到一个新的受害者的身体上去。因此，许多病菌不得不演化出一些花招，好让它们在潜在的受害者之间进行传播，而许多这样的花招也就是我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症状’。我们也已演化出我们自己的反花招，对此细菌又演化出反反花招来予以回答。我们和我们的病原体现在在一场逐步升级的演化竞赛中难解难分，以竞赛一方的死亡为失败的代价，而自然选择就是这场竞赛的裁判。”(P199)

 

看到这里，现在就让我们考虑一下这场竞赛的结局：谁是最终的胜利者?

 

三、答案在别处......

 

 

解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却不在我们人类的老对手——病菌身上，戴蒙德在另一本著作《崩溃》里，他问到：为什么有些人类社会会做出灾难性的决策？(《崩溃.第 14 章》)

 

“有一种理性行为产生的利益冲突是当权的决策者和社会的其他人之间的冲突。由于这些当权者不必替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图谋私利，无视其行为是否会伤害到他人。

 

有史以来，自私的国王、酋长和政客无论有作为还是无作为，通常都是引起社会崩溃的 策，结论是：引起政治蠢行的首要力量是权力欲，也就是塔西佗所说的‘所有热情中罪孽深重的一种’......”(P353)

 

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内在原因在哪里呢？

 

“这些行恶者知道自己不会被制裁，特别是没有相关法律约束或者法律执行力不够的情况下。这种人通常只有少数几个，但是深受巨大、确实和即时利益的驱使，工于心计，而蒙受损失的的确是大众。获利者觉得很安全，因为（正常的话）将损失分摊到不计其数的大众头上，每个人只有一点，不足以形成向获利者清算的冲动。即使挑战成功，得到的好处并不多，而且也不确定......

 

‘理性恶行’最常见的表现形式就是‘对我自己有利，对你和其他人都没好处’-换句话说就是自私。”(P350)

 

以上这些话，简直就是对 2020 这次灾难中武汉和湖北某些领导拙劣表现最准确的备注。那么问题仅仅出在武汉吗？

 

戴蒙德这样描述中国：摇摆不定的巨人(《崩溃.第 12 章》)

 

“中国的环境问题迫在眉睫，不仅由于中国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更是因为中国历史的特色之一就是‘摇摆不定’......中国的政治统一使得统治者能够在广大的疆域内自主地改弦更张；对此欧洲只能望洋兴叹。当然，改革可能马上带来转机，也可能让事情一下子变得更为糟糕（因此，我用‘摇摆不定’这个词来表示）。中国的统一局面和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度能够使得能够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就派遣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远洋船队访问印度洋和非洲；也会因为皇帝一声令下而解散船队，并将海外殖民地拱手让给微不足道的欧洲国家；对此，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当时的工业革命的萌芽会遭到扼杀。(P304)

 

统一局面给中国带来的优势和风险持续至今，在环境和人口等重大问题的决策上，中国仍然采取摇摆不定的态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解决问题的魄力是欧美国家的领导人无法比拟的，比如独生子女政策；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也可能比欧美领导人造成更大规模的混乱，诸如大跃进和文革。

 

关于中国环境问题的后果，有一点确凿无疑，即所有事情在好转之前将变得更为糟糕，这是因为时间差和环境破坏不断加剧的缘故。”(P305)

 

看到十多年前就出版的《崩溃》，联系起五六年前遮天蔽日的雾霾、当前的新冠肺炎，“所有事情在好转之前将变得更为糟糕”，戴蒙德当年的结论简直是一语成谶！

 

问题出在时间差和环境破坏不断加剧的缘故？FT 中文网《全能政府的阿喀琉斯之踵》笑蜀的文章，直言不讳的指出，“这不只是疫情防控的失败，实际上是全能政府的失败：”

 

“据说全能政府体制的最大优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譬如毛时代的两弹一星、邓时代的三峡大坝、后邓时代的北京奥运会。但这说法未必经得起推敲。进一步考察不难发现，所有这些大事，无不攸关政权安危或政权荣耀。垄断了巨大资源的全能政府，在事关其切身利害的问题上，不惜代价、不计成本地大规模定向投入，这一所谓国家能力，的确是发达国家所望尘莫及的。

 

但全能政府擅长办的大事，仅此而已。但凡非人力可预期，尤其跟政权安危或政权荣耀关系不明显的事务，都很难进入全能政府的视野，很难激活其应对机制，都非其所长。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几乎所有中国城市-其政府对下水道问题都没招（无论怎样富丽堂皇的都市，一场暴雨就会把它们打回原形），也可以解释尽管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增长，却迟迟解决不好社保统筹、医保统筹等涉及国民普遍福利和健康的问题。

 

这里的秘密在于，全能政府的本能在于统治，但凡攸关政权安危或政权荣耀的事务，大多属于统治范畴。而前述社保统筹、医保统筹等国民普遍福利和健康问题，大多属于治理范畴，非关痛痒，也就很难引起全能政府的深度关切。

 

概而言之，长于统治而拙于治理，本来就是全能政府的天性。”

 

“（因此）看似固若金汤的全能政府体制，遭遇突发性重大灾害，往往漏洞百出，脆弱至极。突发性重大灾害就这样成了全能政府的阿喀琉斯之踵。”

 

作者笑蜀进一步阐述，“任何重大灾害，都不可能全无征兆。譬如地震，就往往伴随各种前兆，其中最重要、最常见的，是各种动物异常。同理，当重大灾害爆发前，也常常有一部分边缘群体，因其职业本能或特殊敏感，早于主流社会最先感知。如果存在畅通的信息管道，信息能充分地自由流通，这些最先感知的边缘群体就可以起到吹哨者的作用，及时为整个社会预警，为预防灾害赢得最宝贵的时间提前量。这种信息自由流通机制或者说吹哨机制，是社会免疫力的核心元素之一。

 

但在全能政府体制之下，这一元素恰恰被视为国家公敌，而遭举国之力严防死守。所有公共信息的流通必须经当局重重审批。审批标准主要是政治标准，主要以政权安危和政权荣耀为标准，甚至以领导个人喜好为标准，而不是以真正的公共利益、公共安全为标准。凡不利于政权或不符合领导人喜好的，一律被贴上“负面”标签予以封杀......

 

这样的心态主导，注定所有重大突发性灾害在政治上都极度敏感，当局都要倾尽全力严密管制信息。这在全能政府国家早就是路径依赖。信息流通机制被人为扭曲至此，信息层面的社会免疫力自然无从说起。”

 

而人类机体如果没有了免疫力，灾难就一定无法避免，于个体如此，于社会也是如此！

 

引用至此，不由得让人叹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如之奈何？那站在 2020 年的边上，我们关心的是，中国的未来呢？在“摇摆不定的巨人-中国”这一章的结尾，戴蒙德写道：

 

“中国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呢？目前的中国就像其他国家一样，在不断加剧的环境破坏和大力保护环境之间摇摆不定。鉴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飞快增长的经济和一贯的中央集权制度，中国摇摆的幅度比其他国家更为剧烈。其后果不仅影响到中国自身，而且将波及全世界。我在撰写（关于中国）的时候，内心起伏难平，一边为中国种种环境破坏问题忧心忡忡，一边又为政府正在大力施行的环境补救措施而欣喜若狂。中国幅员辽阔，且政府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制定决策，其影响力势必深远重大，超过其他国家......”(P307)

 

后记：

 

春节龟缩在家，重温了一遍有关病毒的经典电影和书籍，发现最喜欢的还是威尔斯密斯《我是传奇》，斯密斯扮演的是病毒肆虐地球后纽约最后的幸存者，他不甘心，每天都会用无线电呼叫 “我叫罗伯特·内弗，我是纽约的幸存者……每天正午时分我都会在南街海湾，如果任何人能听到……我能提供食物和住处并保障你的安全……如果还有人能听到，你并不孤独！”

 

豆瓣网友这么评论他：他用 40 分钟的时间为我们展示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他试图保存已经崩解的文明，锻炼、狩猎、打高尔夫、看 DVD，甚至不忍残杀嗜血的“夜魔”。在无比孤寂的社交场所他会说“单口相声”排解寂寞、会为如何跟“美女”搭讪而烦恼，这些时候我们都能感觉到他是作为一个人存在于社会。所有看似的自由都是建立在无比痛苦的失去之上。他不再庆幸自己的“正常”，因为这些“正常”的因素都已经成为“夜魔”们猎杀他的理由。在太阳落下的那一刻，所有孤独与无助都会从四面八方袭来，凝固在罗伯特.内弗与他的爱犬龟缩藏在浴缸里的那一格胶片上......

 

而我的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罗伯特虽孤身一人，还能够如此自律和坚强？

 

答案也许是，当罗伯特邂逅另一位幸存者，给她介绍自己认为的“历史上最棒的音乐人”:（鲍勃.马利 Bob Marley）有一个想法，有点像是病毒学家的想法：他相信弥补种族歧视和仇恨之道，就是要把爱和音乐，注入到人们的生命中（病毒不也时刻这么想吗？）。有一天他要在和平集会上演唱，结果（演出前夕）却在家被人开枪打伤。两天后，他仍然带着伤上台演唱。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

 

他回答，想要毁灭世界的人，连一天都不会休息......我怎么能休息? ”

 

介绍到这里，威尔斯密斯深情地说，他（鲍勃.马利 Bob Marley），照亮了黑暗。

 

是的，鲍勃.马利 Bob Marley 只活了36 岁——死于癌症，但他生前说得多好：把爱和音乐，注入生命，可照亮黑暗。适逢我八岁的小女儿刚刚学会钢琴曲《送别》，她很喜欢这个曲子，在家里一遍遍地弹奏：

 

《送别》

 

作曲 : John Pond Ordway 作词 : 李叔同

 

长亭外 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 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 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 今宵别梦寒天之涯 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情千缕 酒一杯 声声离笛催

 

问君此去几时还 来时莫徘徊问君此去几时还 来时莫徘徊

 

一遍遍耳听小女儿边弹边唱此曲，再联想到那些挥别家人、陆续奔赴病疫前线的上海医疗队、杭州医疗队以及战线上那千百个普普通通的、善良的、相互支持着的人们，我得承认，每一遍我都是那忍不住落泪的人 .....

 

《回答》 北岛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连凯于 2020 边上